跨境資本流動是經濟全球化的伴生物，有助于推動資金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，并且帶動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傳播和流動，有助于全球經濟增長。同時，跨境資本流動具有逐利性、順周期和易超調等特點，短期內資本的大規模無序波動可能對經濟金融帶來沖擊。從歷史上看，新興經濟體曾多次出現跨境資本“大進大出”，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。當資本大量流入時，壓縮了新興經濟體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，推升了資產價格，一定程度降低了新興經濟體推動經濟改革和結構轉型的動力。當資金大規模流出時，可能導致貨幣貶值、金融市場劇烈動蕩、金融體系脆弱性增加，進而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。

本世紀以來，全球跨境資本流動主要經歷了兩大階段。第一個階段是2000～2013年，國際資本高強度流入新興經濟體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，資本流入主要是因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較快，資本回報率較高；國際金融危機后，資本流入則是因為主要發達經濟體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，國際市場流動性泛濫。第二個階段是2014年以來，國際資本開始從新興經濟體流出。主要是隨著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，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分化，特別是隨著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并啟動加息，跨境資本流動開始轉向。目前全球經濟增長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，主要國家都面臨不少風險因素，國際金融市場波動、跨境資本流動撲朔迷離，跨境資本流動的流量、流速、流向、結構都處于動態的變換之中。

金融危機后，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共識，就是國際宏觀經濟和宏觀審慎政策合作的重要性。主要經濟體進行政策調整時，應充分考慮其對全球經濟的溢出效應，共同維護金融穩定。IMF總裁拉加德2016年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演講時指出，“全球一體化程度的加深提高了產生溢出效應的可能性——通過貿易、金融或者信心的影響。隨著一體化繼續推進，有效合作對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轉至關重要。這要求所有國家集體行動。”近年來，國際社會在G20、IMF、FSB等框架下也開始努力推動協調合作。在這種大環境下，脆弱的經濟體應積極推動結構性改革、促進國際收支平衡、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；各國政策當局應實施恰當的宏觀審慎政策，對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波動與跨市場風險傳播進行逆周期的調節，防范系統性風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