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。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，農業的發展狀況具有決定性意義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，我國農村存在經營管理過于集中和分配中的嚴重平均主義等弊端，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改善比較緩慢。

1978年夏秋之際，安徽省遭遇嚴重旱災，秋種遇到困難。省委決定把部分土地借給農民種糧種菜，所產糧菜不征購，不計口糧。這一措施很快調動起群眾的生產積極性，當年全省超額完成秋種計劃。從“借地”中得到啟發，安徽一些地方的基層干部和農民沖破舊體制的限制，開始包干到組、包產到戶。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18戶農民，冒著風險，在包干合同書上按下了手印。小崗村創造的包干到戶，就是“保證國家的，留足集體的，剩下都是自己的”。這個辦法簡便易行，成效顯著，受到農民歡迎。四川、甘肅、云南、廣東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也放寬政策，采取了類似做法。這些大膽嘗試，揭開了農村經濟改革的序幕。

對于包產到戶、包干到戶等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，黨內外一度出現了不同意見。1980年5月，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肯定了農民的改革創舉。他說：“農村政策放寬以后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，效果很好，變化很快。”他指出，影響集體經濟的擔心是不必要的，這些地方只要生產發展了，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，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，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。9月，中共中央印發《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》，突破多年來把包產到戶等同于分田單干和資本主義的觀念，肯定了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。1982年，黨中央發出“一號文件”明確指出包括包產到戶、包干到戶在內的各種責任制，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。

隨著新的經營體制在廣大農村的推行，農民群眾有了更大的生產和經營自主權，可以利用剩余勞力和資金發展多種經營。各地農村很快涌現出一大批鄉鎮工業企業，也涌現出一大批生產和經營專業戶。這是我國農村向著專業化、商品化、社會化生產方向轉變的開始。

農村改革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。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突破和成功不是偶然的，它是由我國基本國情和當時農村經濟發展困境決定的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農村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，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，廣大農村基層干部和億萬農民為改變農村面貌和自身命運，勇敢沖破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舊體制，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改革大潮。